超级说客-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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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番话我推敲了好几个小时。他了解的情况比他说的要多得多，只要再在一起吃几顿中饭，我就能让他一点不剩全部倒出来。我强烈地感到，他正在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以便在灾难降临时栖身。我已经见过事务所的其他几位律师——尼柯拉斯、托克塞和里奇，但他们都十分内向，无话可谈。他们的门总是锁着。戴克不喜欢他们，他们对他的感觉我也只能依靠猜测。我听戴克说，托克塞和里奇是朋友，可能正在筹划不久另立门户。而尼柯拉斯则是一个酒鬼，处境十分困难。
布鲁索可能发生的最糟结局，将是受起诉，遭到逮捕，在法庭上接受审判。这一过程至少要一年时间。他仍将可以继续工作，经营他的事务所，我想。在他判罪之前，他们是无法取消他的律师资格的。
别紧张，我不断地这样劝慰自己。
而且，万一我被扔到大街上，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前已经发生过，我不是照样站得挺挺的没趴下？
在我驱车往包娣小姐家的方向驶去的途中，经过一个公园，里面至少有6支棒球队在灯光下进行比赛。
我在一家洗车行旁边的公用电话亭停住，拨了电话号码。电话铃响了3次，传来她的声音：“喂。”声音在我全身回响。
“克利夫在吗？”我把声音压低了8度。如果她说一声“在”，我马上挂断电话。
“不在。你是谁呀？”
“鲁迪，”我用正常的声音说。我屏住气，等着传来一声咔哒，然后就是嘟嘟的忙音，同时却也等着传来她那温柔的充满渴望的声音。真是见鬼！我弄不清等的究竟是什么。
她没有说话，但也没有把电话挂断。“我叫你别打电话的嘛，”过了一会，她说。声音里没有半点儿生气或沮丧的味道。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不打。我挂念你。”
“我们不能这样。”
“不能怎样？”
“再见。”现在我听到咔哒一声了，接着就是忙音。
我鼓足了勇气才下定决心拨了这个电话，现在我却希望自己刚才没有打。有些人的胆囊比脑子大。我知道她丈夫是个易于冲动没有脑子的莽汉，但我不知道他会走多远。假如他是一个醋坛子，我敢肯定他是，因为他是个没有用的乡巴佬，才19岁即娶了这么一个漂亮姑娘，那么我想他对她的一举一动都会起疑心。但是他会那么极端，监听自己家里的电话吗？
这真是胡思乱想，但我却因此通宵无法入眠。
我睡了不到1小时，就被电话声吵醒了。我看了一下数字显示式闹钟，这时已快到凌晨4点。我在黑暗中摸着了电话。
是戴克从汽车上打来的电话。他极其激动，讲话快得像开机关枪。他正开车前来，离我不到3个街区。出了大事啦，非常紧迫，大灾大难啊！快起来！穿好衣服！他要我在1分钟之内跑到路边恭候他的到来。
他坐在那辆破面包车里等着我。我一跳上车，他立刻一蹬油门，汽车飞快向前冲去。我匆匆忙忙，连牙也没刷。“我们他妈的要干什么呀？”我问。
“河上出了大事啦，”他严肃地宣布道，仿佛因此而万分悲痛。其实，他不过是在开始又一天的工作而已。“昨天晚上11点刚过，一条装油的驳船，脱开了拖轮，漂往下游，撞上了一条用桨轮推进的船。这条船上当时碰巧有高中生在开舞会。上面可能有300多个孩子。船沉在莫德岛附近，离岸不远。”
“太可怕了，戴克！不过，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呀？”
“去核实核实。布鲁索接到一个电话。他打电话给我。我们就到了这里。这是一场特大灾难，孟菲斯历史上恐怕还从没有过。”
“你这么说，倒值得引以为荣啰？”
“你不懂。这种机会布鲁索是不会错过的！”
“好。那就让他这条胖猪穿上潜水服，下去捞尸体吧。”
“很可能是一座金矿哪！”汽车在市区穿行，已接近市区中心。我们谁也不理谁。一辆救护车从后面超了上来，疾驶而去。
几十辆警车封锁住河滨大道，车灯射出的光柱刺穿了黑夜。停着的消防车救护车像条长龙，首尾相接。一架直升机在下游空中盘旋。三五成群的人们，有的像木头一样站着发呆，有的急急匆匆走来走去吵吵嚷嚷指指点点。岸边，一台起重机已经伸出了长长的支臂。
我们绕过用黄色胶带拉的警界线，快步走到水边，挤进旁观的人群。事故已经发生了几个小时，紧张的气氛已经大大变淡。人们在等待，三三两两满怀恐怖挤在一起，坐在卵石砌成的河岸上，边哭边望着潜水员和空降救护人员搜寻尸体。牧师们跪在地上，在为那些失去儿女的不幸家庭祈祷。几十个吓呆了的高中生，有的穿着湿透了的小礼服，有的穿着撕破了的舞衣，手拉着手坐在一起，眼珠子动也不动地盯着水面。沉在水中的那条船，有一侧在水面露出了几英尺高的残骸，此刻成了穿着深色衣服带着潜水装置的救护人员工作的基地。其他救护人员则在用绳索连在一起的3条打捞浮船上忙碌。
一场例行公事正在这儿举行，但其意义却要化点时间才能领会。一位警官从浮码头的跳板上缓缓走来，跨上卵石河岸。情绪压抑的人群，顿时屏住呼吸，像死一般沉寂。他走到一辆巡逻车的前面，几个记者一拥而上，将他团团围住。多数人仍旧坐着未动，抓着裹在身上的毯子的角落，低头狂热祈祷。他们是落水者的父母、亲属和朋友。警官说：“我很遗憾。我们已经确认了梅兰尼·多宾斯的尸体。”
他的话穿过沉寂的人群，人群中立刻响起了那个姑娘的亲人们的喘息和呻吟的声音。他们紧紧抱成一团，身子在不由自主地往下沉。朋友们在他们身边跪下，伸出双手把他们拥住。接着，响起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
旁边的人都转身望着他们，同时也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轻松的叹息。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会听到自己的坏消息，但现在坏消息至少已经推迟。他们仍旧有一线希望。我以后将会听到，有23个孩子由于被吸入了气穴，而幸免于难。
那位警官又转身回到浮码头上，在那里，人们正从水中捞出另一具尸体。
不久以后，又慢慢开始了另一件例行公事。这一次不像前一次那样悲悲戚戚，但却令人无比恶心。几个脸色严峻的男人，不声不响地、有的甚至偷偷摸摸地溜到正悲痛欲绝的这家人身边。他们双手捧着小小的白色名片，企图送给死者的亲属和朋友。他们在黑暗中一边一英寸一英寸地向前移动，一边怒视着身旁的同行。为了把这个案子抓到手，他们相互动枪动刀也在所不惜。他们只想得到那个三分之一。
在我弄明白面前正在发生的事以前，戴克早就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一切。他用头指指靠近那家人的一个地方向我示意，但我决不愿移动半步。他侧着身子不声不响地钻进人丛，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去开采他的金矿。
我转身背对着河；不久，我已在孟菲斯中心区的大街上奔跑。
……
22
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用挂号邮件把考试结果通知参加考试的人。在法学院，常常可以听人谈到，有些新手不分朝夕地等候，待到看到结果，却瘫倒在邮箱边。也有人会发了疯似的满街奔跑，一边像个白痴似的挥舞着带来好消息的那封信。这样的故事多的是，当时听了觉得好笑，现在我却不觉得有什么幽默可言。
30天已经过去了，我日盼夜盼的那封信依然无踪无影。我用的是家庭地址，因为我决不想让布鲁索事务所的任何人有拆阅它的可能。
第31天是个星期六。这一天我可以一直睡到9点钟，我的工头才会用一把粉刷来敲我的门。我房间下面的汽车房突然要粉刷，尽管我看挺好，她还是做出了这一决定。她花言巧语诱我下床，说什么她已为我煎好了咸肉鸡蛋，很快就会冷掉，所以快起来吧，亲爱的鲁迪！
工作进行得顺顺当当。粉刷这玩意儿立竿见影，其结果令人颇为开心，因为我能看到进展。高空的云层挡住了阳光，我干得从容不迫，不快也不算太慢。
下午6时，她宣布收工的时间已到，我已经干得够多，她有一条有关晚餐的绝妙消息——她要为我们俩做一个蔬菜比萨饼！
昨天晚上我在尤吉酒家打工，一直干到今天凌晨1点，现在自然不想再去，因而在这个周六之夜，我无所事事。更糟的是，我也不想做什么事。和一位80岁的老太太共享一个蔬菜比萨，这居然会有吸引力，实在令人悲哀。
我冲了个澡，穿上卡其裤和运动鞋。我走进屋子时，闻到一股从厨房里散发出来的古怪气味。包娣小姐正马不停蹄地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呢。她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比萨饼，她对我说，仿佛我听了这句话，应该格外高兴似的。
比萨饼味道还不错。绿皮西葫芦和黄辣椒尽管有点容易碎，但她用羊奶酪和蘑菇把它们牢牢地嵌在比萨饼上，而且我已是饥肠辘辘了。我们边吃边看了一部卡利·格兰特和奥黛莉·赫本演对手戏的电影。大半时间她都在哭泣。
第二部片子是《波各特与巴卡尔》，这时我的肌肉开始酸疼。我很困。可坐在沙发边上的包娣小姐，却凝神静气，不漏过这部她已看了50年的电影的任何一句台词。
突然，她跳了起来。“我忘了一件事啦！”她边叫边向厨房跑去。接着我就听见她翻动纸张的声音。她手上拿了一张纸，跑了回来，像演戏似的站在我面前，宣布道：“鲁迪！你通过资格考试啦！”
她手里举着一张薄薄的白纸，我扑过去一把夺了过来。这是田纳西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的来信，收信人当然是鄙人，在这张纸的中央用粗体打着几个庄严雄伟的大字：“祝贺你。你已通过资格考试。”
我飞快转过身来望着包娣小姐。在这刹那之间，我真想为她如此粗暴地侵犯了我的隐私而刷她一个嘴巴。她早就应该告诉我，而且她无任何权利拆开这封信。可是，她的每一颗又灰又黄的牙齿都已露了出来，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双手捧着脸。她几乎是和我一样激动一样高兴啊！我的愤怒立刻变成了洋洋得意。
“什么时候收到的？”我问。
“今天，你刷墙的时候。邮差敲了我的门，要找你，我说你正忙着呢，我就替你签了字。”
签字是一回事。拆信是另一回事。
“你不该拆嘛，”我说，但已经不生气。在这样的时刻，是无法生气的。
“我很抱歉。我还以为你希望我拆呢。这不是令人非常激动吗？”
的确是。我轻飘飘地走进厨房，咧着嘴巴像个疯疯傻傻的白痴，深深地呼吸着无忧无虑的空气。一切都妙极了。这个世界多么美好！
“咱们来庆祝庆祝。”她调皮地微笑着说。
“什么都行，”我说。我想跑到后院，对着星星大叫大喊。
她把手伸进一只柜子，摸索了一会，露出了微笑，慢慢地取出一只式样古怪的瓶子。“这是我为特别的场合专门留着的。”
“什么酒？”我接过瓶子问。在尤吉酒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酒。
“甜瓜白兰地。劲儿大着呢。”她咯咯一笑。在现在这样的时刻，我什么酒都愿意喝。她找了两只式样差不多的咖啡杯——这座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