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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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的欲念构成了每一个种族的先天秉性，尤其是在这种秉性上，同属于一个种族的个人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很多时候，这种微小的差别更多地体现在意识的层次面上——比如说，后天教育的结果。
教育固然能够让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特质，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仍然是这种固结在基因链条上的独特遗传资讯。
人与人之间差异最大的，或许就是智力了。
但是，同一种族的所有人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与情感。
大凡事情一旦涉入到情感领域，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消失了。
尤其是在涉及到信仰、政治观点、道德评价、个人爱憎这些近乎于纯粹感性表达的领域中，最杰出的才智之士也不见得就比一个凡夫俗子更高明。
智力上的差别天高地远，一个补鞋匠在一个伟大的数学家面前或者会连大气都不敢喘，可如果这个鞋匠一旦发现这位伟大的数学家在性格的表现上与他没丝毫的差别的话，那么他心里多半会感到说不出的惊讶。
人们凭借一种毫无理由的思维惯性，会认为智力超凡的人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会是出类拔萃的。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同一种族的所有人，都有着一个普遍的性格特征，即使是智力上的悬殊差异或是后天教育的效果所无法弥补的。
而支配这种普遍的性格特征的，正是我们的无意识，同一种族中的大多数普通人在同种程度上都具备这种普遍特性。
被抹平的才智差别
正是这种普遍特性，构成了群体的共同属性。
在群体心理中，原本是突出的才智被削弱了，导致了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的个性也被削弱了。表现出差别的异质化被同质化吞没了，最终是无意识品质决定了群体的智慧。
群体只有很普通的品质。
群体只有很普通的智慧。
群体也只有最基本的智能。
群体同时也只具有最低甚至更低层次的智力。
这个结论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它至少能够替我们解释：何以群体无法完成对智力要求较高的工作？
群体只能从事最低级的劳动，而涉及到普遍利益的决定，只能由杰出人士组成的决策中心来作出。
但让我们感到沮丧的是，即使是各行各业中最优秀的专家们，当他们表现为一个群体的时候，也会经常性地作出极度愚蠢的决定。
实际情况是，即使再高明的专家，一旦他们受困于这种群体意识，那么他们只多只能用普通人的智力与能力，用最为平庸而拙劣的方法来处理那些关乎重大的事情。
群体的叠加只是愚蠢的叠加，而真正的智慧却被愚蠢的洪流湮没了。
通常情况下我们说“人民群众”，以强调我们在智力上所占据到的优势，但事实的真相却是，“人民群众”绝不比任何一个人更聪明，反倒是他们的愚蠢是有目共睹的。
任何一个人都比“人民群众”聪明，所以“人民群众”是靠不住的，除非你想获得一个最愚蠢的结果而相信他们，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但糟糕的，这个正确的结论却与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始论据产生了直接的冲突：
如果说，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只是把他们共同分享的普通品质集中在一起并最终表现出来的智力低下与平庸的话，那么，我们在最初所提到的群体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存在又从何提起呢？
这正是我们这本书所致力于解答的问题。
（8）第一个原因：本能
只有在群体中才会表现出来，为群体所特有、而作为单独的个人却不具备的这些特点的形成，是受着一些不同的原因而形成的。
第一个原因：本能的力量，而激发一个人最原始本能的决定性因素是数量。
数量在人类社会中会经常性地产生一种充足的理由。处于群体中的个人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正义”力量，对他们来说群体就是正义，数量就是道理；即或不然，群体中的人也会有一种“法不责众”的想法，因而在他们的行为时就表现得理直气壮。
但是当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处于孤零零的单独个体的时候，后天的教育与内心的良知都在对他起着约束作用，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对自己的这种本能行为加以控制。
但是，群体的力量却让人们解脱了这些约束与羁绊——无论是后天教育养成的还是先天的良知所意识到的——他没有什么理由再约束自己，更无法控制内心中的放纵与不羁。
单独一个人必须要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
但是群体则不然，群体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群体就是法律，群体就是道德，群体的行为天然就是合理的。
这是因为单独的一个人是有其名姓的，而群体的本身就是它的名字。
群体是无名氏！
无名氏不需要为他所做的任何事情承担责任。
因为无名，所以无由指控。
于是，曾经牢固的约束于一个人的责任感就会荡然无存，而群体得到的，是最为原始的本能表达与宣泄。
（9）第二个原因：传染
传染——群体情绪的相互传染——对群体的特点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决定着群体行为选择的倾向。
传染——一个人的情绪迅速地感染了另外一些人。有的人很容易让其他人受到感染，有的人则不然。有的情绪特别容易在群体中传染开来，而另外一些情绪却不见什么效果。
传染——感性的、本能的情绪特别容易传染，而理智的、冷静的情绪在群体中起不到丝毫作用。
传染——站在群体之外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够看出来这种现象的发生，哪怕他智力低下，也会轻而易举地作出判断。但是，即使是一个智力非凡的专家，在这方面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我们最多只能把传染视为一种催眠的力量——群体性催眠！
在1523年6月上旬的伦敦城中，有算命者和占星家预言：泰晤士河将在1524年2月1日猛涨，整座伦敦城将会被淹没，成千上万户居民的房屋将会被冲毁。在预言发布后的几个月里，所有的盲从者都开始喋喋不休地重复着这个预言，这使得更多的人相信了它。
民众纷纷打点行装，移居到伦敦城以外的地区。而这样的迁徙行为又加快了预言的传播速度。随着时间离灾难预定的日期越来越近，移民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到了1524年1月的时候，下层民众携妻带子，成群结队地步行到遥远的村庄去躲避灾难，中上层的人则乘坐马车赶到那里。
到了1月中旬的时候，至少有两万人离开了伦敦，许多地方只剩下了空荡荡的房子。在人们的心目中，伦敦是一个注定要毁灭的地方，有钱人特意在其他城市的高地上安家。即使是富有学识的神职人员也不能例外。
比如说，一位教堂的院长异常惊恐，他用极高的代价在高山上修建了一座城堡，贮存了两个月的生活必需品。在那个可怕日子到来的前一星期，他带着教堂的全体职员和家属搬了进去。许多人都要求住进去，但这位院长在慎重地考虑之后，只接受了与他私交甚好的朋友和带有大量食物的人。
泰晤士河并没有在预期的日子暴涨，当人们准备将预言家投入河中的时候，预言家却想出了平息众怒的办法：他们宣称自己计算错了一个小数字，所以洪水的日期被弄错了，提前了整整一个世纪。
正是这样的胡言，却能够在群体之中得到信任与传播，证明了这种来自本能恐惧的情绪力量，的确具备了传染病一样的威力。
除了令人陷入狂乱之外，这种催眠还会摧毁了一个人心理上的防御机制，让人的表现突破他人格上的界限。
在群体中，任何一种感情和行动——只要这种感情与行动不合常理——都会很容易传染开来，其程度之强，足以让一个人随时准备为另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人做出牺牲。
传染——就意味着群体将获得一种与个体的天性戴然对立的两极倾向。如果他不处于群体之中，是根本不可能具有这种意识或能力的。
一个被群体情绪传染的人会感觉到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他的行动完全听凭另一种陌生的力量所主宰。这时候他的心中笼罩着的是一种悲怆的感情，这种感情会让他表现得完全像另外一个人。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必然地被群体情绪所传染——但如果他没有感受到这种情绪的话，那么他就会沦为群体感情的敌对方。
被传染了的群体以他们那完全非理性的力量主宰着这个世界，他们尽可以为所欲为，直到他们在行动中的群体不断分化并消散，这种极端情绪也告消失。
（10）第三个原因：暗示
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他们都知道是非善恶，也知道趋利避害。
但这种现象只限于个体或非群体的时候才会发挥作用。
人一旦进入群体，上述的行为能力与制约作用也就消失了，这时候他的表现，与独立个体时候的表现截然相反。
暗示！
没错！正是这种心理力量导致了这种奇异的现象，它实际上正是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相互感染的结果。
只有心理学能够为我们揭开这千古的心理魔盒。我们的潜意识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就会释放出太多的本能性冲动力量，而最终的希望，却不明原因地永久性地封印于我们心灵的深处。
我们现在都清楚了，人并不是自己的主宰。在你的意识之上，存在着另外一种更为强势的力量。
所以——个人的人格是如此的脆弱，他随时都会被带入到一种完全失去任何意识的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自我人格消失了，而他的行动能力还在。
于是他就会对导致自己丧失了人格意识的暗示力量惟命是从，会做出一些与他的性格习惯极为矛盾的举动。
暗示的力量以一种缺乏解剖学依据的神秘方式，替代了群体的个体自我人格——又或者，只是将这之中的某种蛰伏力量唤醒而已；一旦这种力量被唤醒，群体自我人格的原有部分就会迅速地被这种不羁的力量所湮没，所消失，再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了。
心理学家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心理观察——他们指出，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的个人，尽管他看起来并没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但随着时日的推移，不久他就表现为——或者是在群体发挥催眠力量的有效影响之下，或者是由于另外一些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弄清楚的原因——他让自己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存在状态。
就像催眠师在患者面前晃动水晶球，群体中的个人从此陷入了一种极度兴奋的无意识状态。
大脑的知性活动被抑制、正常的思维活动被麻痹——这时候的人完全听命于他的脊椎神经所接收到的外部信号。
他沦为了受催眠师随意支配的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
这时候的他，有意识的自我人格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本是明晰的意识力与判别力也荡然无存，他的一切感情与思想，全部听命于催眠师的外界指令。
连同他的情感，也沦为外界力量操纵的机械本能。
如果催眠师告诉他应该悲伤，那么他就会大放号啕。
如果催眠师告诉他应该喜悦，那么他就会喜极而泣，笑逐颜开。
处于催眠状态之下的个体成为了一台完全听命于脊椎神秘外部刺激信号的电子细胞装置，此时他的全部价值与意义已不复存在。
而群体中的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