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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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科学家最大的幸运，但是生在一个政治黑暗的中国，却是一个有济世救民理想的科学家最大的不幸。《无间道》上曾说，“往往都是事情改变人，人却改变不了事情”。张衡就是抱着要改变一些事情的雄心开始了他最后的悲情路程。他所赴任的河间国是东汉治下一个充满黑暗的王国，豪强势力盘根错节，河间王横行不法，百姓民不聊生。张衡用大无畏的勇气向这一切宣战，他接连惩治了23家勾结官府的地方豪强势力，他的足迹遍布河间国每一片山山水水，为苦难里的百姓平冤做主。这个时期的张衡，俨然是中国传统话本里的清官形象。然而清官毕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我相信在河间的那些年里，一定有许多父老乡亲拜伏在他的脚下，眼含热泪，口称青天，可是这对走下坡路的国家又有什么用呢？张衡是幸运的，与几十年以后东汉党锢之祸的那些清流相比，他无疑幸福得多。虽然屡次遭受谗言，虽然屡次直言上书，但是汉顺帝相比之下还是宽仁的。可是对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来说，莫大的官位和荣耀都不是最终的追求目标，壮志得酬和青史留名才是毕生的愿望，后一个愿望张衡做到了，前一个却与现实差距很远。
在河间的3年里，张衡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汉赋的创作，虽然当时的东汉帝国远没有战国时楚国那样糟糕的境地，但是后人总是习惯将张衡的作品《四愁诗》与前代屈原的《离骚》相提并论，而这两个人物无论是性格还是命运，都在冥冥中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一样的君主昏庸，一样的放逐，一样的壮志难酬。不同的是，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张衡比屈原更懂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道理，也更加的具有实干的精神，至少他给治下的百姓带来了一段幸福的日子。“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通”。这是张衡发自内心的声音，他比屈原多了一份胆怯和务实，他的命运也成为诸多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缩影。身为一个知识阶层，传统的道德理念总与严酷的现实发生冲突，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计较手段，为了最终的道德追求可以暂时的牺牲信仰。这是许多封建社会实干家的悲剧。“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美丽的诗句里道出了多少心酸与无奈。太多的梦想像晚秋的菊花一般随风而落，遇水而流，杜鹃声声的悲凉里，年迈的他纵有翱翔九天的壮志，却依然不得不面对退潮一样的悲情。
皇帝始终没有忘却这位夺天地造化的智者，纵然他已离开洛阳老远。顺帝永和三年，即公元138年，一场意外事故促成了张衡的回归，候风地动仪成功预测了发生在陇西的地震，这使皇帝重新思念起了这位智者的种种光辉。而此时的张衡却已垂垂老也，与《两京赋》中青春飞扬的豪情相比，他的《归田赋》更多的透露着消极与无奈。在皇帝招他归京不久，皇帝就颁发了诏书，允许宦官收养养子，所谓对张衡的重新起用，只不过是对士大夫阶层做的一次政治平衡而已。张衡终于明白，所谓政治的理想，治世为公的抱负，是比探索宇宙奥秘更为困难的事情，他可以掌握星空的旋转规律，预测地震的发生，但是政治的地震与皇帝喜怒的晴雨表，是他永远无法琢磨的。“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这是张衡经历了几十年宦海浮沉后发出的肺腑之语。归京一年后，在尚书职务上的张衡终于闭上了疲劳的眼睛，他再也不必数星星了。同年四月初八，洛阳城爆发了百年不遇的大地震，这是上苍对这位智者特殊的纪念吗？
20世纪70年代，人们将月球背面的一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小行星”。郭沫若曾赞颂他为“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我想这是对张衡最为精辟的评价了。这样的评价只能归中国人所独有，是欧洲的历史学家们永远都无法读解的。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张衡的“全面发展”，也是中国传统知识文化体系的一种另类体现。中国古代科学是一种以儒家为主的包容性学说。张衡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儒者，其次才是一位科学家。东汉时代，中国儒家思想还处于萌芽时期，八股等蒙昧的观念并未成为文化的主流。诗词歌赋与自然科学也并非完全的抵触和矛盾，相反是一个不断吸纳的过程。我们总说中国古代科学只有技术没有理论，但是事实上，大多数的中国古代科学家都同样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儒学的造诣，大多数的科学家也同样没有把科学作为终生的追求，却在无意之中成就了科学家的命运。所谓的死读书，读死书，是封建时代发展到清朝时期特有的产物，并非是儒家本身的观念。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衡的“全面发展”并非是一个特殊的例子，而是存在于许多中国古代科学家身上的精神本质，更是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思想本质。自由和创新的精神曾与儒家的思想道德观念一样，深刻的化入我们的血脉之中。
第二十三章 班超怎样经略西域
如果说西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战争是反击匈奴，那么东汉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战争，就是班超拓通西域。沿着前辈张骞的道路走向西域的班超，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比张骞更伟大的人，因为张骞拓展西域的行动，自始至终，都得到了汉武帝全力的支持，特别是在他经过10年沉浮归汉后，汉帝国为他的再入西域行动，提供了绝对的支持和物资保障。西域各国归附汉朝的结局，既来自于张骞个人的外交努力，也来自于汉帝国全力的支持，特别是经济、军事实力方面的支持。
比起张骞来，班超就寒碜多了，相比于汉武帝时代的锐意开拓，东汉时代极少主动拓展疆土的君王。早期的君王大多崇尚文治，倡导与民休息，而后期的君王多是幼儿，连事儿都不懂，又谈何雄才大略。东汉时期，儒学已经成为主流，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减少对外的战争扩张，保境安民，因此所谓的拓展西域，恢复版图，在儒生们眼里，是穷兵黩武，虚耗国力。作为继张骞之后再次走进西域的拓荒者，从始至终，班超都面临着两难的局面，一面是中央政府摇摆不定的态度，一面是西域大地错综复杂的关系，强大的北匈奴骑兵。而自己除了汉朝使者的名分，几乎一无所有，很多时候他都是在孤军奋战。然而他努力的结局，却是西域大地再次归属中国版图，是北匈奴狼狈西逃，从此再不敢兵犯中原，使丝绸之路再次畅通，不但延伸到了波斯湾，更跨过地中海的屏障，第一次为中国和欧洲建立了直接的往来。建立不亚于张骞功业的班超，更像一个孤单的英雄，就像抗战时期那首著名的军歌所唱：“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摧战云。”
且让我们看一看这位孤胆英雄的风姿，看一看这个人，与这条丝绸之路之间的奇迹。
【一】
说班超拓展西域，不得不先说下东汉建国后的对外政策。王莽篡汉之后，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采取扩张政策，导致本与汉朝和好的南匈奴内部，反汉势力再度抬头，与中原政权相互征战不断，一直到了汉光武帝刘秀在位时期，匈奴依然与新建立的东汉王朝发动战争，在北方扶植卢芳政权对抗汉朝，并不断出兵南下攻掠。汉光武帝对匈奴以和平为主，不断派使者通好，但收效甚微，直到公元48年匈奴再度分裂，汉朝抓住机会，与南匈奴媾和，双方这才实现了和平。西迁的北匈奴，盘踞在西域地区，驱逐汉朝驻军，奴役西域各国，原本属于汉朝治下的西域各诸侯国，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向汉朝传达信息，希望汉朝能够出兵西域，恢复对西域的统治，驱逐匈奴势力。但是国家百废待兴下，这个要求汉王朝自然无力答应。汉王朝随即关闭了从河西进入西域的玉门关，告之西域国家可以选择投奔匈奴，就这样，自西汉中后期开始归附中国版图的西域大地，被东汉王朝无奈地丢弃了。
但这无奈地丢弃，东汉王朝是不甘心的，而且丢弃的结果，并没有换来北方的和平。此时盘踞西域的北匈奴，依然具有强大的实力，在东汉王朝占有西域后，他们不断以西域为据点，肆意南下骚扰。幸运的是，这时期他们对北方汉地难有威胁，侵扰的重点，依然是河西走廊地区。这时期镇守河西的，是窦融的窦氏家族，匈奴对河西的侵扰，多半被击退。为了防备北匈奴，东汉王朝只有全力扶植南匈奴。这时期北匈奴实力日强，南匈奴日遭排挤，东汉开始允许南匈奴南下至汉地居住，并且每年提供大量粮食，将其作为防范北匈奴的屏障。对北匈奴，东汉王朝则坚持一个政策：打！被东汉击败后，匈奴的漠北故地被乌桓、鲜卑等新兴部落的挤占，其主要的势力范围，集中在今天的西蒙古以及西域地区。汉匈双方的主战场，也就变成了河西走廊。在后来汉朝反击匈奴以及开发西域的战争里，河西走廊都成为了重要的跳板。
东汉在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后，到了汉明帝刘庄在位时期，国力日益增强，解决北匈奴这个边患，就提上了日程。公元73年，汉明帝终于决定发动对北匈奴的侵略战争，与西汉时代相似的是，担任这个任务的也是外戚，且是外戚窦家集团的翘楚——大将军窦固。这位窦固的家族，正是东西汉交替时期镇守河西，数次挫败匈奴入侵的窦氏家族，所以，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时期汉匈双方的作战形式，也和西汉后期相似，匈奴的势力范围局限在西域和西蒙古地区，出击匈奴的通道，已由当年的河套草原，变成了如今的河西走廊。在公元73年的这次出击中，东汉兵分四路，对北匈奴展开全面进击，但北匈奴早有防备，匆匆与汉军接战后即后撤，汉军仅斩敌数千人，未能达到重创北匈奴的目的。但此战的一个重大收获是：一位年轻的行军司马（参谋）大胆提出率军奇袭的策略，大迂回奔袭，成功占领匈奴南进的要道——新疆伊悟，这个胜利在当时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伊悟的夺取，使匈奴失去了南进中原的跳板。此战之后，匈奴对汉地的侵扰变得非常困难，得到伊悟的东汉，踢开了走进西域的第一扇门。这个年轻的行军司马，就是注定要担负起这个使命的人——班超。
再通西域的决定，并非是班超首提的，而是此时担负北击匈奴重任的窦固的见解，他认为目前汉匈战争的形势，和西汉中后期相似，要打败匈奴，就要如当年一样断绝匈奴臂膀，切断他们与西域国家的联系。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对这个主张，汉明帝本人并不热心，东汉君臣对于当年的往事依然记忆犹新，为了争夺西域，西汉与匈奴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一系列漫长的战争和外交行动，使得国家花费巨大，不拿钱砸，达到断匈奴臂膀的目的何其难，就算你真的达到了，国民经济被拖得贫困不堪，重走汉武帝晚期的老路，似乎得不偿失。在窦固的反复请求下，汉明帝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决定向西域大地派出一支试探性的使团，这个使团只有36人，且并不像当年张骞一样，携带大量贵重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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