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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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吴子见回忆说：1939年秋，当时我和王朴都在重庆南岸文峰塔下的广益中学主风吹草动班念书。这是个施行奴化教育的教会学校，校长杨芳龄是个买办教育家，思想极其反动，他公然恬不知耻地恶毒地宣称：“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并强迫学生进行宗教活动，要学生一切听命于他。这些都激起了我们很大的反感和愤怒。在初中阶段，我们只有暗暗地反对他，比如做礼拜时破坏圣经，在圣经上写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宗教和反他杨芳龄的话，讽刺和打击那些去参加所谓“查经班”的同学，骂杨芳龄是汉奸等。到了高中，我们见的世面多了些，便公开和杨芳龄对抗。我们一连和杨芳龄顶了几次，有一回杨芳龄气冲冲地跑到高中班的教室说：“我管不了你们了，高中不办了，你们给我走。”其实他的高中班是要办下去的，不过就是要赶走王朴和我们几个反对他的学生罢了。当时我们商量觉得再在这学校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干脆自动退学，免得劳烦杨芳龄挂牌开除。这样，王朴和我等共九个同学便开了广益中学。虽离开了学校，可我们也不愿散伙回家，一则被学校赶出来回家不好交代，再则我们还想好好补习一下功课，争取下学期另考高中。于是大家商量，跑到重庆白龙池一个柳姓同学家家里去组织集体自学。但他家的房子已被炸毁，家里的人搬下乡去了。我们若住那里，不但吃住不方便，更麻烦的是白天晚上都有空袭警报，敌机袭来，当时空战就在我们头上进行。怎么办？正在这时，王朴提出一个办法，到他的家里去组织集体自学。当时他的家住在重庆南岩老厂仰天窝，那是个幽静山岗的读书好环境。大家很赞成王朴的意见，他回去商量的结果，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欢迎我们大伙去。我们在王朴家里组织起来集体自学。七个少年互相督促勉励，每天严格按照作息时间表温习各种功课，伯父伯母对我们集体自学的行动都非常支持，尤其是伯母每天还亲自下厨为我们烹调可口的饭菜，让我们吃饱吃好，好好温习功课。那一段美好的时光令我等同学记忆犹深。
王朴在青年学生时，就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意识。1941年12月初，他在王铃、冯励青等老师的支持下，走上全校师生的周会讲台，公开揭露其所在学校的校长颜伯华吞食公款、贪污学生伙食费等问题，要求校方公布账目，提出由师生代表组织伙食管理委员会，自己管理伙食，并清查以往账目。他的这一行动，在全校引起震荡，进步的师生们都支持他，但也震怒了校长颜伯华等人。不日，校长颜伯华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在会上高声宣读了国民党当局严防共产党领导学生动乱的密令文件。会后，颜又把王朴叫到办公室进行个别谈话，说“现在政府正在查处学校共党领导的学生动乱，你要考虑好自己的前途；现在离高中毕业才一个多月，你想好了，如果想升大学，我可以帮你的忙，不过……你想好了再回答我！”王朴看出校长明显在暗示，如果他王朴给他拉回面子，那么颜某人可能在考大学问题上“帮忙”。本以为可以吓唬吓唬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校长颜某没想到小小年纪的王朴根本不吃这一套，竟当场毫无惧色地回答道：“颜校长，你对我讲这些，只不过是猫哭老鼠——假慈悲。你有话就直说吧！”校长颜伯华一听这，气得直喘粗气：“好！你鬼儿子厉害！现在，我正式代表校方宣布开除你的学籍！你卷铺盖马上就走！走——！”“走就走！”王朴甩袖而去。当晚，学校的进步师生们在宿舍前集会，声援王朴，一直闹到深夜。校长颜伯华预感问题严重，派亲信连夜赶到六十多里外的地方向官方和警察告状。得知这一情况后，同学们动员王朴尽快离校。就这样，王朴暂时辍学了。
王朴在读中学时，家住在乡下。为了看进步书，他经常托同学在重庆市里的书店选购《联共（布）党史》、《列宁选集》等马列和其他进步书籍。他的先进觉悟和进步思想，就是通过这些进步图书中获得的。这一天离校时，他在给一个同学的纪念册上写下了这样的话：“人世的未来——幻变的梦境，正如一颗流星的殒华，那瞬间的闪耀，残留下一道光芒，让窥窃者隐约判别它的去向吧！”。王朴在他学生时代，就以革命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他曾对同学说：“革命不是贼王们的坐地分赃。革命是斗争，是牺牲，我的未来就是参加革命的社会活动。我随时都有牺牲自己的可能”。
被学校开除后的王朴，并不感到是耻辱，或就此沉沦，而是在家里更加刻苦的自学。这期间他读完了《资本论》、《联共（布）党史》、《马克思传》等；他也爱读鲁迅和沙士比亚的著作。此时的王朴，已是一个学识渊博、政治见解日趋成熟，并有先进思想的革命青年了。因此当时他对自己家庭财产有看法，认为这是对农民的剥削所得。“既然是剥削所得，应当归还给大众。”他的这一朴实马列主义思想，深深地扎根在他脑子中。为此，他后来主动慷慨资助了一位失去家庭供给而又要继续上大学的同学吴盛儒的全部费用。他认为吴盛儒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资助他上进，求学是应该的。王朴的这种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对他走上革命道路后坚决坚定地动员家母无私奉献家产支持革命有着直接的关系。
像王朴那一代成长于抗战初期时期青年，当时摆在他们面前有两大问题：一是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大片国土沦陷，国家民族的出路何在？一是在民族危急存亡之时，人生的道路何在？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都要追求这两大问题的解答。王朴的爱国思想和革命正义感特别强，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追求得更加热切。以他的富裕的家境，本可以好好念书，深造学问，将来在社会上做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可是，这些东西和他的志趣、抱负和性格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相反，是伟大的民族斗争烽火和追求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成了他人生最崇高和愿意为之献身的事业。对此，他也常自豪地对同学们说：“如果不是抗战爆发，找到了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可能读完大学就出去留洋镀金，不会来关心国家大事了。”
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便在武汉出版了《新华日报》，生活书店也在重庆设立了分店，发行进步书籍。从那以后，王朴就是《新华日报》和生活书店的忠实读者。他每次进城总要买一批书刊回来，所以在他入狱前夕，几乎保存了全部的《新华日报》和《群众》、《解放》、《理论与现实》等进步刊物。生活书店出版的重要书籍，他一本不漏地购买齐全。他有读书的良好习惯，对理论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马列主义原著，他有计划地一本一本地仔细阅读，度写眉批、做笔记。在假期中，他的绝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读书上。王朴眼睛近视，从少年时代起就戴上深度的近视眼镜，可并没有影响他如饥如渴地学习与读书。求知过程中，他逐渐建立了马列主义的信仰，从此以后对民族的道路看得清楚了，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也找到了方向。王朴的进步思想和行为，也影响和争取了家庭成员的进步。他父亲在抗战中期就去世了，其母是个受过中等旧式教育的善良妇女。王朴先动员母亲一起跟他读《新华日报》和有趣的现代小说。这个计划竟然成功了。有一次他与同学见面，兴奋地说：“我母亲现在也看《新华日报》了。最近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她不习惯看新小说，但是她对这本书感到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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