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大师说燕京文化:消逝的燕京-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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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司徒雷登作出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选择。在他即将离开北平的时候，在某个中美联谊会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他突然发现了已经认识多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他的即席发言中，他把自己与胡适作了一番比较，他说：“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指胡适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而这正是胡博士所避开的。”不过，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对此则有不同回忆：
林孟熹曾就司徒雷登出任大使请教当时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陈芳芝，陈芳芝回忆说：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经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17）
但是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对于政治显然没有对于教育那样了如指掌，这段大使生涯让他感到心力交瘁。他想一碗水端平，因此得罪了他过去的老朋友蒋介石，以至于1950年司徒雷登的75岁寿辰，当时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请示蒋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冷漠地回答：不必了。甚至他昔日的学生们，也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片苦心。据林孟熹回忆，1948年5～6月的一个下午，燕京的学生代表在临湖轩就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交换意见，气氛剑拔弩张，因为燕大过去给他的教育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曾经生活了50年并曾经深深热爱过的土地。在飞机上，他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在那里面，司徒雷登完全成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而在大洋彼岸的这一侧，毛泽东则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这位老人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中风卧床不起。在他身边的，只有过去一直支持他的秘书傅泾波。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王公的后人，在司徒雷登卧床不起的日子里，体现出他一如既往的君子之风，像一个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恐怕也只有他，能够体会司徒雷登此刻心情的荒凉。
1929年由校友集资建成的西校门（校友门）原貌
（1）韩迪厚：《司徒雷登传》，原载于香港《南北极》月刊1976年6、7、8月号。
（2）司徒雷登：《燕京大学——实现了的梦想》。转引自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所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3）包贵思：《司徒雷登博士传略》（冰心译）。原载《燕大友声》二卷九期，1936年6月24日。
（4）同上。
（5）同（1）。
（6）同（2）。
（7）（8）（9）同上。
（10）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11）陈礼颂：《新任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该文1946年7月24日晚写于美国哈特佛德。转引自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所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12）马绍强：《回忆司徒雷登二三事》。载于《燕大文史资料》第十辑。
（13）同（10）。
（14）杨文泉：《司徒雷登在天津被捕经过》。转引自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所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15）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转引自《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郝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16）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转引自《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林孟熹著，新华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二版。
（17）同（10）。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傅泾波：站在司徒雷登身边的人（1）
傅泾波，1900年出生于满族正红旗的一个贵族之家。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1920年，傅泾波成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助手。从此，傅泾波开始了他毕生的事业。傅泾波长期伴随在司徒雷登左右，司徒雷登返美后，傅泾波一家也移居美国，司徒雷登的晚年全赖傅氏一家照料。1988年，傅泾波在美病逝，享年88岁。
傅泾波（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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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燕京，傅泾波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这样写到“傅泾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1）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则这样说：“傅泾波是对司徒一生最具影响力的人，也是对司徒帮助最大的人。不理解傅泾波就无法理解司徒……”（2）
1918年，年仅18岁的傅泾波陪同信仰上帝的父亲傅瑞卿，到天津参加了在那里召开的全国基督教青年大会。也是在那次大会上，尚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司徒雷登被邀在大会上作了演讲，在他演讲完毕的时候，司徒雷登看到了他早就熟识的傅瑞卿。在此之前，对司徒雷登钦佩有加的傅瑞卿曾经请求司徒雷登在有机会的时候多指教他的儿子。司徒雷登走下台来，注意到了傅瑞卿身边的这个年轻人，并且跟他握手。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想到，他精辟的讲演、高雅的风采，特别是他所散发出的难以形容的人格光辉深深地吸引了这个18岁的青年。傅泾波的长女傅铎若事后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到：“这次与司徒之初聚后，竟成了我父的人生历程碑，成了他生活道路的新起点。”（3）确实，在那次相遇之后，傅泾波和司徒雷登有了几次会面，然后，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两个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在与司徒雷登相遇的那一年，傅泾波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任侠好客的傅泾波身上颇有一些五陵少年“交结五都雄”的气质，当时学校里活跃人物大多与他来往频繁，其中就包括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胡适、陈独秀和李大钊；至于校长蔡元培，那更是父亲傅瑞卿的老朋友。由于父亲的关系，傅泾波很早就和基督教有所接触，并且每周都参加北京青年会查经班的聚会。不过当时的傅泾波只是把基督教当作几种主要思潮之一加以比较。有时他参加完查经班，就带着心中的疑问去请教胡适和陈独秀。胡陈两人后来的立场虽然不同，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就是不赞成傅泾波参加宗教活动。胡建议他多读杜威的书，陈则斥宗教为灵魂的鸦片烟。而傅泾波和在当时被视为激进派的李大钊的来往，则让他的父亲感到担忧，为此还专门拜访了北大校长蔡元培。不过傅泾波的交往远远不只如此，留法派先驱李石曾与他有世交之谊，另一位留法派先驱吴稚晖也是他的朋友，在他的朋友当中，还有当时尚未步入政坛的山西巨富孔祥熙、左翼文学家瞿秋白以及南开中学的周恩来。他甚至还通过溥仪的英籍老师庄士敦，去谒见过当时仍受到民国政府优待住在故宫里面的逊位皇帝。
傅泾波当时的思想状况可以说是在唯物主义和基督思想之间摇摆的，因为除了热心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他还参加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每周一、三、五晚上在北大举行的鼓吹暴力革命和唯物论的聚会。（4）事后，傅泾波这样回忆他那段时期的经历：“我有很多机会成为共产党人，但是我拒绝像他们那样，因为我深受美国个人主义及基督教导的影响。我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因为我信奉非暴力。”（5）
傅泾波：站在司徒雷登身边的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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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思想上短暂的摇摆在1920年傅泾波转入燕京大学之后就结束了。在燕京大学，傅泾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生，他一边读书，一边帮助司徒雷登工作。晚饭后的时分，傅泾波经常和司徒雷登一起聊天，有时司徒的母亲和妻子也参与其中。无论是关于工作或者是生活琐事，司徒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和决定都是那样符合基督的教导，就好像专门阐释基督教义一般。这种言传身教无疑给了傅泾波巨大的影响。1922年，傅泾波在司徒雷登的家人面前接受了司徒雷登为他进行的洗礼，成了一个皈依上帝的基督徒。傅泾波曾经这样叙述司徒雷登给他的印象：“他给予我的印象仿佛他本人就是基督的化身。他在各方面都吸引了我。他对我十分仁慈。而我对他的爱也超过了对我的亲生父亲。我从未随司徒一家一道去过教堂，但是他的榜样却唤醒了我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不要再无目的地在周围游移。”（6）
傅泾波转入燕京大学到底和司徒雷登有多大关联，现在还不好推测。不过，司徒雷登初到北京上任，人地生疏，无疑需要一个人际关系极为熟络的人作为助手。而因为司徒雷登人格魅力的吸引，傅泾波在这方面显示了他非凡的热心和能力。为了帮助司徒雷登迅速打开教育界的局面，1920年，傅泾波为司徒雷登在崇文门内盔甲厂（燕京大学迁址燕园之前的旧址）的住宅内，安排了12人参加的晚宴，出席者包括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和一流大学的校长，这令司徒雷登惊喜不已。司徒雷登觉得傅泾波“好像从他那世代都是高官的祖先那里继承了一种政治上的才智，他生来就有一种通晓官场心理学的本能”。（7）
这种发现让司徒雷登对傅泾波青眼有加，在那次聚会之后的不久，司徒雷登跟傅泾波说起，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所中国化的大学，一所生根于中国、为中国服务、有中国人管理和支持的大学，而不是沿袭传统教会大学的模式。司徒雷登进而说，达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和中国社会沟通，这样他们自然乐于拿出精神和物质来支持。然而，他对于如何办好一所大学以及争取美国方面的支持都没有相当的把握，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和中国社会沟通。但是这个工作又必须进行。司徒雷登说完这一切，问在他面前安静倾听的傅泾波：“你是否愿意帮助我从事这项工作？”傅泾波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几天后傅泾波决定答应司徒雷登，但是有三个条件：（一）除差旅费外不接受任何薪酬；（二）不参与燕京大学的任何校内事务；（三）只对司徒一个人负责。（8）
自此，傅泾波“生活道路的新起点”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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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司徒雷登深深地影响了傅泾波一样，傅泾波也深深地影响了司徒雷登。在傅泾波的影响下，司徒雷登在中国社会中成了一个中国通。从他出长燕京到他出任大使的27年间，司徒雷登成功地把燕京大学办成了一所一流的中国化的教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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