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的另类史-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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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料理完这一拔，坼头的倭寇又随后进攻占州。不料想，戚继光先发制人，迎头邀击于仙居，使这群自送上门的倭寇无一人逃脱。
一月之间，戚继光九战皆捷，俘斩倭寇千余人，淹死的倭寇成千上万，由此他声名大噪，浙江倭患渐息。
倭寇们见浙江立不住脚，纷纷窜入福建，北自福州、宁州，南至漳州、泉州，千里沿海，骚扰不绝。于是，胡宗宪命令戚继光率六千多人自浙入闽，在福建杀倭。
自温州赴闽的倭寇联合福宁、连江一带倭寇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赴闽的倭寇与福清、长乐诸倭合陷玄钟卫，大田、古田、蒲田等地岌岌可危，形势非常严峻。
宁德城外十里处有一横屿岛，四面皆水路险隘，倭寇千余精兵，裹挟数千良民，在岛上结营，气焰嚣张。明朝当地官军一直不敢进攻，相持逾年。而且，陆续而至的新倭又在营田、兴化一带结营，与横屿倭寇互为倚援，一方大震。
戚继光到达后，下决心先啃下横屿这块硬骨头。
横屿与陆地之间可涉地面退潮后皆是淤泥。戚继光观察地形后，果断下令，命手下兵士人人持草一束，边进攻边投草，稳扎稳打，逼近岛上倭寇大营。
倭寇没有心理准备，拼死顽抗，被戚家军打得大败，二千六百多人被杀不说，横屿老巢也连锅被端。
戚继光一鼓作气，乘胜至福清，击败牛田倭寇，倾覆其巢穴，余贼遁走兴化。戚家军死追不放，乘夜拔栅，连克六十营，斩首千余级。依理，戚家军可以乘间作大休整。但戚继光善出奇兵，旋帅回福清，在东南澳正好迎击刚刚登陆的一支倭寇，击斩二百多人。此时，明军刘显一部在福建也屡屡破倭，众倭散逃，“福建宿寇几尽”。
大胜之下，戚继光在平远台勒石记功。
年底，戚继光率浙军离闽返浙。
好景不长，听闻戚家军还浙，散逃于海上的倭寇们汇聚，重新反攻福建各地。
嘉靖四十一年底，近万人的倭寇精锐部队包围了兴化城，围城一月之久。兴华由于是府城，墙高砖厚，倭寇很难攻入。不幸的是，明军刘佥一部有个八人小分队到兴华送情报，途中被倭寇截杀。倭寇派队伍中的华人穿上号衣，化装成刘显手下入城。半夜，八名贼人乘黑斩杀城门明军守将，大开城门。城外倭寇一哄而入，攻陷了兴华府城。入城后，倭寇杀伤不少明朝守军，明军只有一两名守将逃脱。
倭寇占据兴化城后，日夜杀人奸掠，荼毒两个月后，放一把大火把兴化城烧成白地，突出合兵，攻陷平海卫。如此凶狂，八闽皆震。
嘉靖帝大惊，立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让他们会合福建当地的刘显一部明军合力灭倭，并派右佥都御史谭纶巡抚福建。
刘显所部明军数量不多，在平海卫只得坚壁不出。俞大猷率兵抵达后，出于持重，只指挥手下部队与刘显部合围倭寇，仍旧没敢进攻。
嘉靖四十二年五月，戚继光率生力军浙军抵达。于是，巡抚谭纶自领中军，俞大猷将右军，戚继光将左军，并力齐攻平海卫的倭寇。
毕竟训练有方，戚继光率部先登，诸军继之，一举破敌。此战下来，斩倭寇两千多人，夺还被掳民众三千多。更可称的是，如此大捷，明军本身仅阵亡十六人。
谭纶上功，以戚继光为首，他得以接任俞大猷为总兵官。
转年，戚继光率明军在仙游城下击溃万余倭寇，斩首数百，倭寇堕山崖下摔死几千人。幸存的倭寇，仓惶之余奔据漳浦县的蔡王岭。戚继光把手下士兵分为五哨人马，皆身持短刀缘崖攀上，突现于狼狈不堪的残倭面前，大战一场，俘斩数百人，余贼奔溃，入海掠渔舟逃去。
至此，入闽倭贼基本被肃清。
再后，戚继光与俞大猷合作，在广东南澳攻败倭寇贼头吴平，广东倭寇几无遗类。
“（戚）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故）士无敢不用命。（他）与（俞）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俞），而果毅过之。（俞）大猷老将，务持重，（戚）继光则飚发电举，屡摧大寇，（其）名更出（俞）大猷（之）上。”
当然，戚继光后世之所以大名越于前辈俞大猷，还在于他隆庆、万历年间督师蓟北的功勋。特别是张居正掌权时代，极其信用戚继光，使得他奇才得展。在蓟北任上，他广修长城，发明了诸多先进的攻守武器，极大提升了明军的战斗力，降服了时时进犯的蒙古长秃和狐狸（两人名字真怪）两大寇，并因功被明廷加为“太子少保”的荣衔。
自嘉靖中期蒙古俺答汗犯京师，蓟北乃边防重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总督王忬（此人在抗倭早期立功）和杨选皆因失律战败被诛。而戚继光在镇十六年，成效显著，“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戚继光军事专著《纪效新书》、《练兵纪实》等，实为博大精深的系统性军事专著，当时日后，广受尊崇。
可叹的是，张居正死后，其政敌死打穷追，认定戚继光乃张居正死党，把他调换广东。郁郁不得志之下，戚继光不久谢病离职。但张居正政敌仍不放过他，纷纷上奏弹劾，戚继光被罢官遣返老家。
三年后，既贫且病的戚继光由于没钱抓药，病势转沉，郁郁而亡。一代大英雄，竟落得如此不堪结局。
值得一讲的是，张居正所犯的痔疮，实为吃了戚继光所献的海狗鞭壮阳药所致。张相国割痔感染，竟至要命。他这一死，戚继光在朝中倒了后台，自己也开始了倒霉的历程。
人性就如此复杂，一般人可能会大惊小叫：戚大英雄这样人，也会做出给长官送壮阳药的事情吗？当然，人情所在，英雄不免。有时候，历史的细节，充满了黑色幽默般的玩笑！
嘉靖后期近十年的倭寇之害，自浙江开始，继而流窜淮扬吴越。闽中两广，无不惨遭荼毒，史载，“（倭寇）掠子女财物数百万，官军吏民战及俘死者不下十余万。虽时有胜负，而转漕军食，天下骚动。”
所以说，倭寇之害，流蔓甚广，绝不是一些浅识陋见所讲什么倭寇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萌芽”。
自倭寇乱炽，浙闽等地富殷繁华城镇，半为丘墟，人民被杀无数，沿海奸民与倭人、佛朗机人勾打连环，惟一的目的就是杀人劫物。他们的劫掠，严重破坏了明朝沿海一带的工农业生产以及手工业发展，真不知有什么“萌芽”会蕴于血火刀剑之中。
当然，明朝沿海倭患渐息，除了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因素外，日本国内的因素也不容忽略。因为，那时的日本，已经处于战国末期。在1585年（万历十三年），日本的羽柴秀吉平定四国，最终完成日本的统一，被“天皇”任命为“关白”，赐姓“丰臣”。
丰臣秀吉乃大志倭人，稍后征服了九州的岛津氏和关东的北条氏，成为日本列岛的真正主人。而日本的统一，使得丰臣秀吉在上台初期下大力气整治国内政治、经济，他严令打击海盗，巩固他本人为主的“中央集权”。这些，皆在客观上从源头阻遇了日本列岛“倭寇”的生成。
零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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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抗日援朝――朝鲜半岛，大明旗迎风飘扬
每年8月22日，日本人一般都很少在那个敏感的日子去韩国旅游。因为，1910年8月22日，日本伊藤博文政府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由此开始了长达三十五年的对朝鲜人民的奴役过程。这一天，在朝鲜半岛被视为“国耻日”。
朝鲜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仇恨，由来已久。“倭寇”一词，最早就是出现于朝鲜史籍。
据《高丽史》中记载高宗十年（1223年）五月的事情，就有“倭寇金州”的字样。当然，这里的“倭寇”不是名词，乃主谓短语，“倭”是名词，“寇”（侵略）是动词。其实，高句丽广开土王（好太王）墓碑中（公元404年）的叙述中已经有“倭寇溃败，斩杀无数”的字样。由于高句丽和高丽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笔者就不想把高句丽的记载引接到“朝鲜史”中，以免引起误解。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的“倭寇”含义，是指“日本强盗”之义，并非指称明朝沿海的“倭寇”。
中国史书中出现“倭寇”一词始见于《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阴历）的记载：“倭寇出没海岛中，数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
由此开始，直至嘉靖末年和隆庆初年的“倭寇”，皆特指日本武士、中国海盗和沿海奸民以及佛朗机（葡萄牙）人混在一起的特定时代特定意义的海盗集团。与朝鲜人、中国人平日蔑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的那种含义不同。
华丽帝国背面的百孔千疮
——万历中前期的时局
嘉靖帝死后，其第三子朱载垕登基，是为明朝穆宗，时年三十。这位爷，人品倒是厚道，性情平和，但寿命不永，只当了六年皇帝就病死，仅仅是明朝的一个过渡性帝王。一般老百姓知道的“青天大老爷”海瑞，正是他甫继位后马上从牢中释放（嘉靖下诏捕之）并予以任用。
至于明穆宗死因，也与春药和纵欲有关。由于这位爷人缘好，当时或后人很少拿这事渲染作文章。
明穆宗死后，太子朱翊钧继位，此即大名鼎鼎而又臭名昭著的明神宗，改元万历。
明朝之亡，其实正是因为这位万历皇帝。但他本人却长命，为帝时间近半个世纪。
由于近年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热销，坊间有关万历这一朝的政治得失、历史沿革以及人物浮沉都有许多专著和杂著出版，笔者不想多说。特别是有关万历年间的大学士张居正的著述，林林总总，基本上都是翻案替他讲好话的。我恰恰相反，在简述一下张居正的“改革”之余，我也要讲讲他带来的弊端（这恰恰是当代研究者总是视而不见的内容）。
张居正握权十年，改革措施大概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增强边防实力。特别是他调度有方，在支持王崇古推动蒙古俺答封贡的同时，调派戚继光主持蓟镇大权，提拔李成梁巩固辽东边防，使得明朝边疆地区烽火暂息。
第二，实施官吏考成法，从先前的注重浮誉考察官吏，变成“惟以安地静民为最”，裁撤冗员，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
第三，实行赋制改革，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正义原为“一条编法”，后来，“鞭”“编”二字俗写或错借，逐渐成为“一条鞭法”，其原旨皆是本着“化繁为简”的原则，使均徭里甲与两税（赋）为一，以便消除蠹弊。主要内容有四点：①赋役合并；②田赋一概以银为征收手段；③以州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额；④地方官直接征收赋役银两。一条鞭法最大的利处，在于打击土地兼并，减轻了无田或少田农民的负担，而使占田多的豪强不得不多交税。
第四，治理黄河。张居正在任，大用工部侍郎潘季驯，治理黄河极其有法。众人从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了不少历史难题，有效减少了黄河的水患。
另外可值称道的，是张居正当首辅时西藏达赖封贡的圆满完成。现在不少别有用心拔高“我大清”的史学者，皆极口夸赞清政府对西藏统治的“功绩”。其实，真要论功绩，最早也应该算在忽必烈头上而不是清帝头上。
明朝得国后，洪武六年（1373年）即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