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正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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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武后不喜爱的人，这三个对武后的阴险毒辣会多嘴多舌的人，在武后的妙计之下，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处置了。
我特别来提这件案子，就是为让读者更容易了解以后发生的事情，并且因为皇族中无数人被谋杀，谋杀的方法渐渐形成定型。第一，凡是对武后有妨碍的都要害死。第二，近亲中的女人暗中在宫里对付：或用毒药害死，如韩国夫人和魏国夫人母女；或用苦刑，如王皇后和萧淑妃；用饥饿，如泽王上金之妻；或死得毫无伤痕，如王子旦的前两个妻子，案情在二十一章及三十八章中再表。第三，王爷与大官贵臣皆诬以叛国之罪，定罪的方法也并不甚温和，用受贿的法官审问，用酷刑榨取供词，总算依法治罪，或渐行加重，或分期放逐，如褚遂良和燕王忠；或公然处死，如诗人上官仪。再以后整肃异己的方法，都不外以上各种。依照武后心里所谓合法的意义说，她杀人无不于法有据。第四，武后颇能坚忍。有很多人的寿数在她心里早已决定，但经初步流放之后，她再一个一个收拾，为时竟历数年之久。武后在这方面有极高明的方法，能够选定时机，分治那些牺牲的人物。在她头脑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地方放着一个谋杀表，经过仔细的安排，被杀的人有固定的顺序和彼此相互的关系，一个人的处死必然牵涉到另一个人的获罪。
武后，是我所知道最冷静的一个人。由她对长孙无忌的耐性，和叫魏国夫人是她的小心肝，就足可以证明。这是她最可怕的一方面，也说明了她成功的原因。她就如同一个杰出的剑客，决不肯虚耗自己的精力。而是要闪躲，细心战斗，没有机会，决不使出毒手。她会一等数年。然后用一个运用灵活的细作网，那是一个无远弗屈的细作网，到文明的人类所知的大地的边缘，大地的角落，搜索出她的牺牲品，在那个人的睡梦之中，用一把利斧把他的头劈个粉碎（见三十三章，三十四章）审判与整肃。而她在家里，在京都的中心，大权独揽，安享荣华富贵，把谋杀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一个细作首领一经用完，就把他处死，再用另一个人。并不是犯罪的人都处死，而是“处死的人都犯罪”。这样，就把谋杀变得合理合法了。总而言之，武后是细作制度的创始人，是用神经疲劳方法逼取供词的鼻祖。关于此种情形，以后再表（见第二十九章）。先父章怀太子贤也是为阴谋所陷，被迫自杀的。因为案情与韩国夫人有关，在本书以后再敬述经过。
第二十章 帝王之才
武后现在正编另一部书：《列女传》。武后志向远大。她在被迫之下做的那些区区不足道的谋杀，算不了什么，她志不在此。她真正关怀的，唯一觉得有兴味的是大唐帝国。她的生性是统治，是征服，是扫平敌人，是攫夺大权，是在向一个朝臣只要以目示意，就让一个人刀起头落——这才是她觉得兴致勃勃的事。
公平而论，武后的确是最精明强干的政客，胜过那些学识渊博的儒臣，胜过历代雄心大志的皇后。她的后半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暴虐的君王，是个淫荡的女人。我常听见武后拿她自己和汉朝的吕后相比，吕后的情人没有别的长处，只是其势雄伟，房中术见长而已。武后与那个疯和尚的偷情，也可与吕后的与人私通先后媲美。不过汉朝的吕后是个一字不识的村妇，聪明智慧与丈夫刘邦不相上下，是一个精力强盛的妇人，因为地位显贵，才弄得丑事流传。她并不具生而犯罪的天性，也不是生而有谋杀之癖。而武后则根本就有那种原始的掠夺本性，再加以残忍聪慧，这却是吕后所无。而且武后虽非学者，究竟曾读圣贤之书。她像一般政客一样，对自己一知半解的历史文化，也略有敬意。她可以随时引经据典，藻饰自己的言谈。以读书之头脑，而役于原始掠夺之本性，自然比起愚蠢村妇之阴险狡诈，更为危险。
武后的期望堂皇而远大。此外，只有与雄健的男人或俊美的少年调情放荡才是她的消遣，她借此寻求轻松愉快。她要行远大之举，成非常之功，为空前之事，但是都达到疯狂的程度，此种情形容后再表。总之，她醉心于权力，醉心于统治，以杀人为快，以施恩为荣。关于她后半生的统治，究竟为功为过，人们将争辩不已，人意见之所以不同，大半系于观点之歧义。当时贪污横行，司法败坏，官制摧毁无余，当时学者王公之子竟不入太学读书，向官方检举邻人和朋友，便是升官发财的捷径。
武后的政治把戏，争夺权力的把戏，的确玩得很高妙。万事万物似乎都协力相助，使她一帆风顺，得以威夺人主。高宗体弱多病，已如尸居余气，真是武后的福气。高宗一向就不是康强雄壮的人，如今是百病丛生，常常头痛头晕，心神不宁。不愿意见人，几乎全无自信，有时闹一阵子脾气，有时又固执刚愎。虽然有心尽力于朝政，总觉得一个安静的时候倒还舒服。在他的中年，他就觉得寂寞凄凉。他的身体本就虚弱，可是以武则天为妻，而没有中途离异，别的男人还做不到。现在高宗性情恬淡，与人无害，精神在被人辖制之下，在天天吹毛求疵的妻子折磨之下，个性已经渐渐消失。他变得虽然和蔼仁厚，不过是愚痴的仁厚罢了。
在咸亨四年，高宗病势越发不好，武后与高宗常常接连数月，住在东都洛阳。在这期间，太子弘奉旨摄理朝政。遇有重要政务，才向洛阳请示“二圣”，其实只是向武后请示，高宗皇帝是卧病在床的。
在国外呢？正与邻国交战，战事很顺利，就是因为太宗皇帝留下了纪律严明的大军，能征善战的武将。边塞伸延至高丽、内蒙古、突厥以西。离大唐辽远的国家，平定只是暂时的，反叛时起，这也是意料中的情形。东突厥联盟已告瓦解，西突厥已起而代之。在乾丰二年，英国公李勣在高丽大获全胜，约有三万高丽人又重迁入中国内地。在咸亨四年腊月，突厥王到长安进贡请和。次年腊月，波斯王为回教徒所迫，来长安避难。
大唐的长安有各国男女不同的服装，各种不同的鲜丽的颜色——有天竺的僧人，有日本的留学生，有波斯拜火教的教徒，摩尼教的教徒，景教基督徒，叙利亚犹太人。太宗皇帝对各国的商人教徒一向宽大，所以很多外国商人教徒都来到长安居住，各教徒得自建教堂，自由崇拜。在这些年里，高僧唐玄奘，在阿富汗和印度居留了十七年之后，已经回到长安，带回了六百五十七部佛经，现正在高宗特别赐建的长安近郊的玉华宫里，从事伟大的翻译工作。
而武后呢？她正在铺张夸耀她的权威。咸亨四年过了，她又把高宗的年号改为上元。对普通的称呼“皇后”，觉得太平淡，决定令臣下以“天后”称呼她，自然就叫高宗为“天皇”，在中国历史上只有高宗号称“天皇”，表面上是为唐高祖与唐太宗增加新头衔，自己与高宗自然也随之改变了称呼。这个新头衔就表示武后和高宗都成了半神。臣下自然都在奏折公文里用了这个新头衔。
简捷说吧，在武后初为皇后的十年，高宗是日日临朝，武后临朝只是偶然。在中间十年，从上官仪之死，就是从麟德元年到咸亨四年，高宗与武后是照例同时临朝，号称“二圣”。在后十年，从上元元年，武后是日日临朝，高宗临朝成为偶然，这是“天后”时期。
武后改高宗帝号为上元，曾大肆铺张夸耀了一番。她打算开始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她敕令百官新制朝服，令百官齐着新朝服，特别举行集会。为了表示皇恩浩荡，下诏恢复无忌的官爵，尸体自南方运回，紧邻太宗的陵寝埋葬。
新时代以冠冕堂皇的新政开始。武后的帝王之才，以及高妙的政治手腕，在以“臣妾”的名义上高宗皇帝的一个奏折里，充分地显露出来。她曾使这封奏折公布于天下。里面有十二项伟大浮夸的政治改革计划，无不合于仁政之旨，并可收笼络民心之效。和政府一切的官样文章一样，十二项都非常动听：（一）促进农桑，减轻徭役；（二）豁免西北各省田赋；（三）发扬道德以致太平；（四）杜绝浪费；（五）减轻兵役；（六）言者无罪；（七）罢黜奸佞之臣。以上七项当然都是官样文章，而（三）、（四）、（六）、（七）四项望之于武则天，更不啻与虎谋皮。下面更特别，更是独出心裁的五项：（八）自王公大臣以下，必须攻研老子道德五千言（老子姓李名耳，与唐室同姓）；（九）父亲虽在，为人子者为母居丧仍应三年（如此以示男女平等）；（十）退隐官员，仍保留其品衔爵禄；（十一）京师官员自八品以上当厚给其俸禄；（十二）为官年久，其仍居下位者，应予考查，着即依功绩升迁。武后奏折公布后，文武百府，人人怀德，个个感戴。至于此种改革难以实行，自然另有原因，并非倡言改革所陈未详之过。许而不与，言行不一，迂阔之人才感到不安。由武后的十二项政治改革上，可以看出她的政治天才。她演的这场政治把戏，真是处处逼真，十分像煞有介事。
武后觉得在文化方面还无所表现，于是决定或用自己名字撰修，或迳用自己名字著作，内容则多少与“提倡道德以致太平”相关（上述第三项）。所以除去《列女传》之外，又写作数种。下列各书都是以她的名义著作的：《内轨要略》十卷，大概是以前文字的修正本，计十卷；《百僚新诫》五卷；《臣范》两卷；另编纂《乐书要录》十卷。她之念念不能忘怀者似乎是恢复并进而发扬世人的道德良心，并提高国人的精神理想。
可是，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尤其是家庭间的关系，是更为复杂，比“促进农桑”，比“发扬道德以致太平”，比写教训文章使人居仁由义等诏书更复杂。在改元上元四个月以后，蒋王恽被诬阴谋不轨，赐死。因武后不喜蒋王恽，就使亲信小人弹劾他。固然蒋王恽（高宗之弟）为人浮华铺张，若说是阴谋不轨，确是诬陷。高宗发觉蒋王恽遭受诬陷，另派人再审时，已经太晚了。高宗不久又遭遇到家庭骨肉的悲剧。过去家中没有毒毙的事几乎已经十年了。真是谈何容易！
第二十一章 皇帝的孩子并非个个有福
高宗皇帝始终有些纠缠不清的烦恼。在上元二年，皇室又遭遇到危机，高宗的痛苦更不堪言。从现在起，政治上的把戏就是皇子继承大位的问题了。高宗皇帝共有八子，但都是武后脚上踢来踢去的玩具。因为高宗皇帝显然是活不长了，选择一个年岁轻性情柔顺的皇子继承大统，对武后的独揽大权，极其重要。不幸的是，皇子弘及先父贤都不是性格柔顺，都已成年，都各有见解。先是武后自感业寺回宫以前，高宗已有四子：燕王忠，原悼王孝，泽王上金，许王素节。燕王忠已受迫害而死。原悼王孝二十岁时因病逝世。武后把另外两个王子打发在外，恶意排斥，严禁再入皇宫，即使在封泰山时也不让他俩参加。许王素节乃萧淑妃所生，年最幼，人亦最好，乾封初年，高宗诏素节入朝，武后诬称素节有病在身，不能入朝，其实素节并非生病。大约即在此时，武后削去素节的王爵，停了他的年俸，贬谪在江西一个小县，离京都约七百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