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媚术:中国历史上的身体政治学-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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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周本纪》中，治史严谨的司马迁不仅罕见地记载了这件荒诞不经的“怪力乱神”之事，而且记载得非常详细，前因后果，不惜笔墨。此中心态大堪玩味。
此后，故事的进展迅速起来。
周宣王的儿子周幽王继位，这位著名的亡国之君，同所有的亡国之君一样，残暴，昏庸，淫荡，不顾百姓死活，遍选天下美女充实后宫，重用佞臣虢石甫。朝中大臣、褒国国君褒珦的劝谏之言非但不听，还将褒珦下狱治罪。褒国为了营救褒珦，遂进献美女褒姒，以赎其罪。果然，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8年），一见到褒姒的美色，周幽王就惊为天人，放了褒珦不说，还在褒姒生下儿子伯服之后，废掉原来的皇后申后和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周幽王爱煞了褒姒，百般取悦美人。褒姒不爱笑，周幽王在佞臣虢石甫的撺掇之下，居然想出了“烽火戏诸侯”的著名“奇计”，在骊山大举烽火。待各路诸侯快马加鞭赶来勤王，才发现是一个骗局。看到诸侯们劳累、困惑继而愤怒的表情，看到山下万马奔腾、人仰马翻却无功而返的尴尬场景，褒姒毫无心肝地大笑起来。一而再，再而三，周幽王兀自陶醉在美人开颜的喜悦之中，哪里料得到“一笑倾国”啊—被废的申后的父亲申侯，联络缯国和西夷犬戎进攻周幽王，周幽王再举烽火征兵的时候，屡屡受骗的诸侯再也不上当了。“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西周灭亡。
褒姒做了犬戎的俘虏，下落不明，但是她却替母亲，那个历周厉王、周宣王两朝，命运乖蹇的宫女复了仇，宣判了西周的死刑。褒姒不笑，并非生理性的毛病，也许是因为被弃的悲惨身世，也许是因为复仇之神的青眼相加—总之，这个故事以荒诞派小说起始，以正史记载的西周灭亡结束，真实与怪诞，交缠在一起，呈现出奇异的双重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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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周幽王和褒姒（2）
但是太史公司马迁，在他被誉为“史家之绝唱”的著作中，为什么如此详细地记载明显怪诞的故事呢？综观《史记》全书，类似的情节可说绝无仅有。
天汉二年（前99年）秋，汉武帝派乐人出身的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李陵带领五千兵出居延海以北，迎击匈奴，被匈奴单于以八万兵包围，而李广利不派援兵，李陵血战后“遂降匈奴”，汉廷震动。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说：“陵提步卒不满五千……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汉武帝认为司马迁为李陵游说，是为了诋毁李广利，遂“下迁腐刑”。司马迁受此奇耻大辱，在蚕室里立下决心：忍辱完成《史记》。
前92或93年，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这时曾任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等职的任安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写了名垂千古的《报任安书》，不仅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著名论断，不仅表白了“发愤著书”的苦衷和决心；尤其重要的是，在前98年汉武帝“族陵家”，李陵案已成铁案的情势下，司马迁明知给狱中的任安写的这封信，必会上达天听，还是委婉、然而坚决地再次实现了替李陵的辩护：“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而且，顺便讽刺了大臣们和汉武帝的丑态：“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
—可以想见，司马迁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一个投降异族的“汉奸”辩护，必定抱着某种坚不可摧的信念。而他自承的“发愤著书”，乃“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讲述往事是为了排解郁结，是为了抒发孤愤，那么，不厌其详地讲述褒姒循环复仇故事的奇异细节时，太史公一定也满怀着复仇的冲动和快意；只不过，褒姒的一笑倾国，是为了母亲那突如其来的旷世哀怨，而司马迁，是为了自己那羞耻的残疾之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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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江】范蠡和西施（1）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这是御用文人的夫子自道；“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指的就是像西施这样的人。
越灭吴后，西施到底是死是活，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传说和历史的真实相驳诘，千年之下，聚讼纷纭。但历史总是留有有意无意的后门，官方刀笔吏的指缝间也常常泄露出有趣的消息，粗心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总是视而不见呢？
那时正是春秋时期，诸国多如牛毛，人才空前流动。吴越争战的情形就很奇怪，好像是楚国的两个帮派借着吴越泄私愤，两国的王们倒似乎是陪衬和布景了：吴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智囊是伍子胥、孙武和伯嚭，越国是文种和范蠡。
卧薪尝胆的故事妇孺皆知。伍子胥辅佐吴王阖庐伐越，阖庐被越军射中手指而死，死前含恨叮嘱儿子夫差毋忘父仇。三年后夫差大败越王勾践，勾践携妻赴吴国为人质。大臣文种和范蠡设计贿赂吴国的太宰伯嚭，伯嚭在夫差面前构陷伍子胥，并促使夫差赦免了勾践。勾践回国后，卧薪尝胆，最终于公元前473年伐吴，彻底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而死，自杀的时候蒙着面孔，说：我没有脸去见伍子胥啊—此前数年，夫差“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这又是一个著名的故事。不知为什么，古人的行为中总是蕴含着一种极端的美感—子胥大笑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伍子胥愤激到要把眼睛挖出来，置吴东门上，幸灾乐祸地观看越兵的入城式。至今苏州尚存胥门。伍子胥的临终遗愿大大激怒了夫差，“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见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夷，而投之于江。”（《国语·吴语》）申胥即伍子胥。—请注意，此处第一次出现了“鸱夷”这种东西。鸱夷，马革或牛革做的袋子。夫差把伍子胥装进“鸱夷”，压上石头，投到江里，让他永远浮不上来，作为对伍子胥临终遗愿的报复。没想到伍子胥一言成谶，夫差被勾践生擒，不能忍辱，遂蒙面而死。
吴越故事中的西施其人，《国语》、《史记》无载，直到东汉时期的《吴越春秋》，才出现她的俪影。至于西施的结局，更晚至北齐的《修文殿御览》转引《吴越春秋》载：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请注意，这是第二次出现“鸱夷”这种东西。越王勾践仿照伍子胥之死，也把西施装进“鸱夷”，压上石头，投之于江。但是奇怪的是，今传的《吴越春秋》却并无这段文字。至于民间盛传的西施和范蠡相恋的故事，惟一的记载是唐朝的《吴地记》转引东汉《越绝书》载：“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但是同样奇怪的是，今传的《越绝书》也并无这段文字—看来，几乎同时成书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在历史更迭的时间链中都有佚文；史书的类似命运，同样大量存在于中国古代典籍之中，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哀，也是自孔子以降官方修史的罪恶宿命。
西施到底是鸱夷沉江，还是与范蠡同泛五湖？似乎成了一个谜团。善良又善于自欺的民间选择了后者。于是“美人计”西施故事的大团圆结局，抚慰了中国民间的好奇心。
但是“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的记载显然是有所本的。《墨子·亲士》篇中第一次提到西施之死：“西施之沈，其美也。”“沈”通“沉”。西施沉江而死，是由于她的美貌—墨子已然断言无疑。墨子出生并成长于春秋末期，即吴越故事的尾声阶段，又是紧邻吴越的鲁国人，或耳闻或目睹吴越故事的壮烈活剧，当是最权威的见证人。血腥的征伐之下，厚黑的阴谋之中，哪有什么大团圆的意淫乌托邦啊。
再看范蠡的结局。《史记·货殖列传》载：“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又一次、第三次出现了“鸱夷”！越灭吴后，范蠡不辞而别，改名叫“鸱夷子皮”，前往齐国。“鸱夷子皮”就是皮袋子。一个人好好地姓范名蠡，后来离开齐国到陶（今山东定陶）的时候又改姓朱，却偏偏在离开越的时候改名叫皮袋子，这难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吗？“鸱夷子皮”，这是什么样的名字呀！难道复姓“鸱夷”，名“子皮”？这件离奇的举动发生在西施沉江之后，因此是范蠡和西施相恋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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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江】范蠡和西施（2）
西施鸱夷沉江，范蠡痛不欲生。逃亡途中，浮舟于湖上，为了纪念刻骨铭心的爱人，范蠡抛弃了基本的更名原则，姓名不分地叫自己“鸱夷子皮”—以致西施死命的鸱夷为名。爱情，只有爱情，刻骨铭心的爱情，才能解释如此离奇的举动，也才能稍稍抚慰一颗破碎的心。这个名字不仅向天下公告了越王勾践的残忍手段，公告了范蠡和西施的生死恋情，同时草蛇灰线，传递出范蠡和越王勾践的恩怨纠缠。
—台湾小说家高阳如此解释范蠡自称“鸱夷子皮”的缘故：
鸱夷是用牛皮或马皮做的酒囊，用得着时，虚能受物，腹大如鼓，用不着时，不妨掩而藏之，范蠡以此自况，正就是君子用行舍藏的意思。一说，吴王夫差赐属缕剑，命伍子胥自杀，用鸱夷盛了他的遗体，投之于江，所以范蠡自称鸱夷子皮，在表示他亦是越王的罪臣。（高阳《清官册》）
二说皆非。前者无法解释为什么后来齐国请范蠡做相的时候，范蠡拒绝的原因。既然“君子用行舍藏”，齐国请他做相，正是君子“用”的时候到了，为什么还要“藏”起来呢？后者直以范蠡自为越王罪臣，就更离谱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藏良弓和烹走狗的人不仁义，并非“良弓”和“走狗”有罪在前。况且范蠡本非越人，乃是楚人，本来就是四海游荡，辅佐越王只不过是想成名立业，试一试自家本领如何，功成身退，再继续游荡四海，何罪之有？
历史学家们闭目塞听，不愿深究范蠡何以自况“鸱夷子皮”的真正原因，也许仍然是“成王败寇”的心理惯性使然，因为西施之死揭破了帝王霸业之后的肮脏秘密；可是他们也错过了考证出西施和范蠡相爱的铁证的光荣。
线索清晰了。那个美丽的爱情故事的生发和悲剧结局，逐渐豁现了出来。
文种和范蠡向越王勾践献上美人计，越王“乃使相者国中得苧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