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热情:
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藉着居住,自然而然的认识乡下。
感谢《独立评论》,它让我有幸认识了几十年来在中国一直被忽略与淡忘了的董时进;感谢董时进,因了他“到本乡本土去居住”的建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我终于离开了紧张而喧闹的都市,独自回到了故乡幽僻荒远的村庄,继续我七年前未完成的旅程。很显然,相较奥运,我更关注命运。心想虽然物质层面的故乡不再,但故乡的人还在。
也是因为写到董时进,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熊景明老师找到了我。2009年年初,在网上读到我的相关文章后,景明老师对董时进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且尽可能多地帮我搜集中英文资料,希望我在随后路过香港时去取。景明是一个对事业对朋友有着无比热忱的人,她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如果你找到了喜欢做的工作,就等于一天也不用工作”。是啊,近十年来,我过的何尝不是如此简单而快乐的生活!
最为巧合的是,端午节去景明家中作客,竟意外发现我俩同一天生日,她长我三十岁,而且农历生日是各自老家的小年。感谢命运,因为寻书与写作,我的生活总是充满奇遇。
(四)
由于心中一直有这样一个愿望,又受了董时进先生文章的启发与鼓励,2008年学校一放暑假我便动身回了老家,继续做一些调查与随访。
一个多月后,我回到城里,并在MSN上遇到了《南方都市报》的何雪峰兄。雪峰兄做事利落,又是个热心肠,当他知道我回乡写作的打算,二话不说便邀请我在评论周刊上开一个“乡村纪事”的专栏,“写一年不就是一部书稿吗?”有这样一个专栏催自己完成一部书稿,我当然求之不得,即刻应允。就这样,这个专栏一直写到了现在,远超过了当时的一年计划。只是限于篇幅,每次完稿后我都会提前做不少删节。过去几年,由于稿约太多,有时候我一天会写三四篇评论,论速度也算是倚马可待。而现在,三四天也只能写一篇乡村专栏。一来稿子写得长,每期差不多都有四千字左右;二来精耕细作,翻阅搜集到的资料、淘旧书、打电话核实、在网上讨论,真可谓费时费力。
至于写作方法,我也想有些自己的尝试,即我所谓的“三通主义”:一是时间上打通。本书所要涉及的内容,既有我三十余年的亲身生活阅历与见证,有过去六十年中国农村建设的荣辱与沉浮,同时不忘打捞民国时期那一代乡村建设者的努力与挫折,即我说的打通三十年、六十年与一百年。简单说,借着乡村这个题材,我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探寻历史何以至此。二是地理上打通。我出生在乡村,后来进了城,又出国留学,跑了些地方,我不想在写作中辜负这种阔远。这也决定了本书写作是以我老家农村为原点,扩散到周围村庄、一个县、一个省乃至全国,包括我所亲历的城市文明、我所了解的国外乡村生活。三是理性与感性打通。我实在无法用行话来写作,正如我过去无法用新华体去写新闻。现在同样做不了那种只讲枯涩道理而淹没自己个性,甚至隐藏写作情感的学问。我只能一如既往,坚持我所坚持,一方面在材料与逻辑上做足工夫;另一方面也要让读者看到我的写作不只是一种理性的思考,还是一种关乎心灵的生活。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自序 我的村庄我的国(5)
几年间不断回到乡村,也是我不断思考与修正观点的过程。十年前我认为我的村庄很快就要消失,不过后来我慢慢改变了主意。正如我提到的法国人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重拾乡村主义一样,我同样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乡下去,我也会尽可能多地回到乡下去住。我看到乡村沦陷,也看到乡村在生长。
(五)
我的家乡在历史上堪称毫不起眼;她从没出过有名的物理学家、溜冰选手或总统;此地人多半是人性社会中极不显眼的金子;伐木工人、农夫、渔夫、长工、小工匠与制作扫帚的人……不善狡诈,拙于温柔,此外还有一份感动人心的耐性。
就在本书即将完成的时候,我终于抽空读完德国作家齐格飞·蓝茨的《我的小村如此多情》,并时常为里面的嗜书魔击退敌人的故事、乡间愉快的葬礼慨叹不已。大概六十多年前,蓝茨在书中虚构了一个叫苏莱肯的村庄,并且为它杜撰了二十个意味深长的故事。据说,蓝茨是为了让新婚妻子认识他的故乡,爱上他的亲友,才写的这本书。里面有对人性宽厚而幽默的嘲讽,有对自然与传统价值的脉脉温情,以及对工业社会的审慎质疑。如蓝茨所述,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故事他完成了对乡土含蓄的爱意表达。
书是几年前在香港买的,之所以直到最近才开始读它,是因为我过于享受这个书名,以至于我都不忍心去翻开。和苏莱肯不同的是,小堡村却是真实的。我能在GOOGLE地图上精确地标出它的经度和纬度。它至今依旧贫穷落后,没有水泥路,没有公共路灯,每次回去都让我有一种深彻骨髓的痛感。偶尔,我也会问自己为什么经常回来。当然我自己更清楚的是,我愿意花几年时间来写这本书,既是因为我有着诠释时代的热忱,也有着敝帚自珍的心结。我的村庄是一个能够让我褪去浮华、回归安宁的所在。我常和朋友们谈起,夏夜,每当我躺在故乡的屋顶上,看满天繁星,我的生命仿佛立即回到原点,人生的一切苦楚都烟消云散了。
有件事我一直难以释怀。八十年代读中学的时候,我曾经迷恋写诗,并在学校创办了文学社。有一天我去上学,正好与村里的一位伯伯同路。一路上我们不经意地聊着。当这位伯伯问我将来有何打算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给你们写诗啊”。我天真地以为这位伯伯会夸我关心农民命运、有理想,然而得到的却是一声叹息——“写诗有什么用?我们又看不懂。”
那是我年少时刻骨铭心的一幕。我知道,那位农民伯伯同样是看不懂这本《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可我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呢?我已经将我的生命交付给我的文字。这方面我真的是有负父老乡亲了。如果我做官或者经商,对于他们的命运会有货真价实、立竿见影的改变。至少我不必像过去这一年那样,为了修好村口几里长的乡间公路,还要一次次东奔西走,找有关部门喝酒求情。而作为一个时代的观察者与书写者,我所能希望的是有更多的人能够关心农民,关心每个具体的人的命运,了解这片土地,以谋求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国家的改变。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让我爱到绝望的十六个字,仿佛浓缩了我在江南乡下的所有美好记忆,甚至包括一些并不存在的记忆。漫山遍野的栀子花、映山红,翩翩飞舞的蝴蝶与蜻蜓,各种不知名的树丛与野果……少不更事,总想着去外面的世界闯荡,那时候不知道自己内心埋下了怎样一粒乡愁的种子。时至今日,当这粒乡愁的种子已经长成大树,我更能体会为什么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为高尚的痛苦,是可以恩泽灵魂的无私之欲。
带一本书回家乡,也算是了却平生一个心愿。愿我的故乡和所有人的故乡永远阳光明媚,空气清新,万物生长;也愿我几年来的这点思考与写作,能够为读者呈现更多真实的大历史与小历史,打开一段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熊培云
2011年8月20日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文前部分 1。谁人故乡不沦陷?(1)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
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
——《吕氏春秋》
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
——罗素《幸福之路》
“我刚刚离开我的摇篮,世界已经面目全非。”
大约在两百多年前,当夏多布里昂回到湿漉漉的布列塔尼故乡时,曾经这样感慨。因为在那里,作家再也寻找不到“儿时的圣马洛了”,小时候曾在船舶的缆索间玩耍,现在港内看不到船;而自己出生时的公馆也已经变成了旅店。故乡,游子梦里的天堂,和作家远去的岁月一起,一去不返。
作为一个异乡人,我曾经在一个雨水涟涟的季节穿行大西洋边的圣马洛。那几天圣马洛正在举行一场帆船比赛,满街都是敲锣打鼓的人。到了晚上,更是热闹非凡。
孤身一人,远在异国,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认真读过夏多布里昂的许多作品,但对他笔下 “望不见故乡,望不见童年”的伤感却一点也不陌生。无论是在那次旅行之前,还是之后,我都体会到了那种因失去故土家园而独有的刻骨铭心的疼痛。
和夏多布里昂不同的是,在我的疼痛里不仅有失去故土的惆怅,更有失去故土的羞耻。一切是那么猝不及防地发生了,而且是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年代里,这里没有硝烟蔽日的战争,没有饿断人肠的饥荒,更没有手握刺刀一进村子就牵猪抢鸡的日本兵。
故乡的方尖碑
我在江南乡下生长了17年,和我的农民父亲一样,曾经向往城市没有泥水的生活。然而当我终于提着笔杆子进城,发现这里不过住着一群有房屋没家园的可怜虫。只有乡村,才是游子栖息灵魂与双足的地方。疲惫的时候,我不必像城里人一样去桑拿房或歌舞厅,我只要买张还乡的车票便可以了。回到村子里,就像回到电影《海上钢琴师》里的那艘轮船之上。望着童年的老房子,无论在外面的世界有多少挫折困苦,即使失去一切,都有信心从头再来。又因为,我原本一无所有,或者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不幸的是,2000年以后,当老家的房屋被移民建镇的风潮彻底淹没时,我栖居乡村的信心与骄傲已荡然无存。曾经生养我的村庄如今变成一片废墟,我从此成了一个在心灵上既没有城市又失去了村庄的流浪汉。(《寻访罗曼·罗兰》)
在法国克莱蒙西寻访罗曼·罗兰时,我同样暗自感叹。
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此后几年间在老家发生的一件事比拆房子还要严重,那就是村子里的一些古树被远道而来的树贩子连根盘走。坦率说,尽管我也时常遭遇人生的挫折,但很少失去内心的安宁。然而,当我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老家的古树早在几年前便被人强买一空,其时内心不可不谓翻江倒海,无以诉说。
我曾经看过一部名为《柠檬树》(Lemon Tree)的以色列电影:巴勒斯坦女果园主萨玛,为了保卫自己的果树,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新邻居、以色列国防部长告上法庭,因为以色列当局出于安全考虑要砍她的果树。尽管以色列当局表示将给予萨玛足额的补偿,但在她看来,这些柠檬树不仅有自己的记忆和生命,同时也是她与父亲甜蜜生活的见证者与给予者,而这一切是任何钱财都无法补偿的。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一些难以割舍的人与事。对于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