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伪知识分子的警察生涯-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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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源于一起盗窃案，当时已经到了八月盛夏的天气，解放公园每天都有很多趁着清早凉快跑来晨练的人，自行车零散地停在门口，时间长了小偷们也动了心思，时常结伙在那里偷晨练者的自行车。
有个中学体育老师先后被偷了三辆车，实在忍无可忍，就赶早藏在车棚的暗处观察，终于让他等到了那帮偷车贼，于是打电话报警。我们车组正好在附近的一条巷子里吃早餐，听到电台呼叫的地方就在附近，放下碗撒腿就往公园门口跑，迎面就和那帮偷车贼撞上了，那些家伙一看到我们马上作鸟兽散，丰子和大刘分头去追，我照着一个中等个头的直扑过去，那小子正要跑，突然被埋伏在车棚旁边的体育老师绊倒，那体育老师估计也是攒了一肚子气，冲上去就对被绊倒者拳脚相加，我看那老师拳拳用力，生怕打出人命来，忙过去想把他们拽开，纠缠中自己也被那气红眼的老师塞了几拳头，把我给疼得半死，又不能还手，只好死拉活拽把他们拉开，喝令那贼跪下，然后让报案人退后十步，大骂道：“打就打，你他妈准头也太差了，五拳有三拳招呼在我身上了！”他只好连连道歉。
其实这还算好的，前几天陈班长车组去领一个在公共汽车上被抓到的小偷，见到人的时候那小偷已经被车上的群众打得血肉模糊，吓得陈班长赶快自己打电话叫相熟的记者来拍照存证，生怕又被媒体做了文章。结果送到派出所人家连人都不愿意收，估计也是被这类事情给弄得怕了，谁都不愿意端着个屎盆子盖在自己头上。有时候，“群众暴力”真把我们这些处理现场的人给为难死了。
我简单讯问了一下偷车的那小子，大刘跑了来，看到跪在地上那家伙，忙喝问他同伙的去处。
“搜身没有？”大刘问我。
我回答道：“现场太乱了，还没来得及。”大刘就站着在那贼的口袋里翻，也就是眨眼的功夫，我看到大刘很迅速地从嫌疑人上衣口袋里摸出了几张百元大钞，然后以极快的动作装到自己口袋里，接着对我说：“你搜搜看，我去瞧瞧丰子那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心中一寒，但什么也没说，嫌疑人就更不敢张口了。
把人带到派出所里，照例要办各种移交手续，报警人和值班民警一起去做笔录，我们三个则和一名民警办赃物移交的手续，我把后来搜身搜出来的钥匙、起子和工具包一一清点清楚，派出所的民警也逐一登记，手续快办好的时候，所里的民警抬头看看我，问：“差不多就这些吧？”
我想了想，看了下身边的大刘，他如往常一样面无表情默然站立在一旁，我便问他：“大刘，上衣口袋搜出的那几百块钱刚才专门让你收好的，别忘记了。”
大刘脸色一变，但迅速恢复正常，连忙说：“对，对，我差点忘记了。”说着把钱掏出来给派出所的同志登记。
这件事情后，大刘就再没怎么理我，我也收回了对他的崇敬，觉得他当个巡警就足够了。
八月飞火的时节，我们继续着巡逻勤务，当时有位领导曾发过话：“张君一天不抓住，广大公安民警就一天衣不解甲，严阵以待！”于是炎热降临时我们依然被要求每天穿着厚厚的防弹衣，头戴钢盔，身上还揣着电台等十几斤的装备，在太阳下走一圈下来人都快休克了，更别说下车抓贼。
暑还是要避的，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各种避暑方法，守湖的时候我们就把车停在湖边，打开车门听任湖风往车里灌，有时候被警务督察队的巡逻车给瞧见，说上几句提醒我们注意的话也就放过去了，其实这些督察哥哥大多数也是从巡警队调上去的，知道下面同志们的辛苦，也不好意思在我们这帮快被晒脱水的家伙面前强调警风警纪。
守市区时，一上岗我就先买个西瓜，然后在路边找个卖冷饮的小店，给店主一块钱让他把我们的西瓜放到冰柜里，快下班时用电台把周边巡区的几台巡逻车叫来，找个僻静的地方一起开瓜解暑。
以后每年的夏天一样会吃很多西瓜，可是再也没有和战友们挤作一团大快朵颐时的那份痛快。
偶尔我会怀恋自己的旧感情，但正如每个打算用事业来冲淡情感沧桑的男人一样，那种怀恋只是一瞬间的心中绞痛或者黯然神伤。我曾经形容过那种心头的阵痛，最开始的时候，心里每天像压着五指山般无法喘息；不久，痛苦像B52重型轰炸机在内心狂轰乱炸一番随曙光的到来而离去；再以后，忧伤会如同F16战斗机般常常在深夜精确命中自己的内心。时光匆匆，痛苦转眼又成了缓缓掠过的飞鸟，只留下翅膀扇动的回响；当真正习惯和麻木的时候，那种伤感就成高速划过心头的F117隐形战斗机了。
一天，已经接近凌晨一点，我们车组正在做下班交接前的准备工作，电台里突然一片嘈杂，指挥中心疯狂呼喊江北沿线的所有巡逻车，称区法院家属楼的施工工地上有人正在持枪杀人，让附近的巡逻车迅速赶往现场。
正处于半睡眠状态的我们马上来了精神，打开警灯就直奔现场，因为我们就在事发现场附近停靠。赶到工地时，老远就看到一群人操着家伙围在一块很大的空地上，地上还坐着一个人。
看到警车来了，一个为首的招呼了一声，其他人迅速往工地后面的山上跑，那为首的缓缓后退，然后从容不迫地拿出一把火铳来，照着地上那人就是一枪，地上那人闷声栽到沟里。
“反了！反了！居然当着我们的面杀起人来了！”丰子大叫起来，叫上我和大刘一路追过去，路过被打死的那人时，丰子说：“算了，你看着他。”我虽然心里不情愿，但只好服从命令。
大刘看了看四周空旷的环境，突然对我说：“接着！”顺手把自己的弹夹甩了一个给我，我感激地看看他，把弹夹别在腰里，叮嘱他：“你们也小心！”大刘点点头，和丰子一起消失在夜色中。也许，共患难是泯醉恩仇的最好方式吧，我想。
二人走后。我费了老大力气把人从沟里拖上来，俯下身探了探那人的呼吸，感觉已经没气了，霰弹全部打在他大腿上，其身上也已有几处刀伤，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很恶心的血液味道。我用电台向总台汇报了现场的状态，指挥中心说已经弄清楚了情况，是一群“沙霸”为了抢工地上的业务而发生的内讧，并称救护车和刑警处的扫黑大队马上赶到，让我先看住现场。
我警惕地左右观察了一下，发现这块工地三面环山，天上也没有星星，四周静得吓人，我把手枪保险打开，到处看了一下，没发现其他人。这时，身边的那具尸体突然抖动了几下，我吓得半死，差点把子弹全部射到那家伙身上，只见那人开始在地上不停抽搐，嘴里轻声念叨着：“好冷，好冷。”我小心翼翼地上去摸了摸他，发现身体还是热的。原来不是炸尸，我一颗心这才落了地。见那人不住叫冷，我只好把外面的衬衣解下来盖在他身上，心里暗骂：“上次呕吐搞坏了一件制服，这次又要搭上一件了。”
衣服盖上后那人依然叫冷，我这才注意到他大腿处，鲜血还在汩汩地往外流，我知道再不止血的话这个人马上就会血尽而亡，只好到处找绳子好把他的腿扎住，结果找了半圈仍无所获，看着地上那人的身体正慢慢变冷，情急之下赶紧把自己的皮带解了下来，先紧紧勒住他的大腿根，接着把皮带打了个死结，把衬衣的袖子扯下来再缠一道，直到看着血被渐渐止住。
这下子我算是彻底清凉了，光着上身，一只手还得捏着裤腰，另一只手则拿着开了保险的五四手枪，长夜漫漫，援兵始终没来，大刘和丰子那边也没有消息，我突然备感孤独和恐惧。想想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正在家里一边吃着冰镇荔枝看《快乐大本营》，一边和女朋友在电话里约着次日在何处见面，哪里想到会在荒郊野外和一垂死之人为伴。
我突然很想找到些温暖的感觉，不是想说什么话，只是很想听听那个曾经温暖我心的声音。于是把枪别在怀里，拿出手机拨打了那个熟悉的CALL机号码，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她的CALL机是否还在使用着。那几分钟的等待像几个世纪般漫长……
我的手机终究没有响起。几分钟后，无数红蓝灯交替闪烁的警车开到了我的面前。
第二天刘队破例让我们车组睡个懒觉，正睡得迷迷糊糊时被手机闹醒，我睡眼惺忪地接起：“谁呀？”
“请问哪位昨天晚上打我CALL机？”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我半晌都没反应过来，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轻轻挂了电话。关机。然后沉沉睡去。
二○○○年八月初，我在警队待了整整一年后接到了公务员按期转正的通知，同时被授予三级警司的警衔。本来以为会很快佩上向往已久的两杠一星。谁知道政治部通知国庆节全局全部更换九九式新式制服。到时候统一配发新式警衔，我们这批授衔的就先扛着旧式警衔得了。这让我们这批参警的家伙非常郁闷，大胖、二胖他们纷纷打电话过来倒苦水。
不管肩膀上带着什么牌子，反正我已经成了老民警了，车也不用我去洗了，自然有警校刚分下来的新丁去图表现。副中队长再让我去冲厕所，我总是把一大瓶浓硫酸往池子里一倒扭身就走，池子里面一整天都浓烟缭绕。从此再也没人让我去冲厕所。
我实在看不出在巡警队伍里待到何时才是尽头，是的，这里我可以看到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但我的专业是经济，即将攻读的也是法律，而在巡逻和防暴工作中实在无处发挥所长，自己所做的，无非是帮大队长写写其党校研究生的论文、斟酌一下战友们的报功报奖材料以及在街头巷尾和大爷大婶打打嘴巴官司。我慢慢坚定了辞去公职、全心读书的念头。
临近月底，我想起自己的户口忘记落了，就独自到当地的派出所去办，因为不想利用自己的身份便穿着便衣，结果刚进门就被当作来告状的给训斥了一番，我被气得半死，转身就走。
那时候互联网已经很普及，我随便找了个网吧打算上网去诉苦，正与一帮大学同学聊得兴起，一群警察突然冲进来说要清理无证网吧，我又被连推带搡地赶了出去。
欲哭无泪，独自回队，想起晚上还要上的夜班我终于下了决心，老子坚决不干了！这就打辞职报告去！
走到队门口，正碰到刘队，出乎意料，他没有如往常般大骂我上班前又出去乱窜，而是一脸的不舍：“小子，你要脱离苦海了，政治部下了调令，你明天早上到经济犯罪侦查处的政治处去报到吧。”
我惊愕、无言，进而狂喜，然后陷入是否辞职的思考……
晚上上了最后一个班，我违反纪律请全中队同志们在防区的一个大排档吃饭，点了很多平时嫌贵绝对不敢点的肉食，可惜每上一盘好菜时我们车组的电台就响，中间我出去接了自己巡警生涯的最后两次警：为一个迷路的小朋友找妈妈，以及把一个当街晕倒的老太太送到医院。
虽然我们车组每次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可韩班长、小秦和小毛那帮豺狼每次都只给我们留下几个空盘。席�
